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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的故乡

夕阳晨风 著

杨道秀 现代言情 黄泽林

现代言情《大山里的故乡》目前已经全面完结,杨道秀黄泽林之间的故事十分好看,作者“夕阳晨风”创作的主要内容有:新作品出炉,欢迎大家前往番茄小说阅读我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你们的关注是我写作的动力,我会努力讲好每个故事!...

来源:fqxs   主角: 杨道秀黄泽林   更新: 2025-07-31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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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口碑小说《大山里的故乡》是作者“夕阳晨风”的精选作品之一,主人公杨道秀黄泽林身边发生的故事迎来尾声,想要一睹为快的广大网友快快上车:我出生在重庆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解放前,爷爷和婆婆带着年幼的父亲,在合肥的一家面粉厂给资本家干活时,由于厂方安全措施不当,爷爷为了多挣点钱,连班转,头昏眼花,体力不支,不小心给机器轧死了,婆婆便拿着厂里给的一点微薄的赔偿金,带着未成年的父亲艰难的生活着“九一八”事变后,婆婆带着父亲从安徽逃难来到重庆,在此安家后有了我们兄弟三人(我在家中排行老二)每天父母亲上班挣钱养家,我们就上学读书,日子就这...

第5章 队长黄泽林

队长黄泽林,当年大约有40多岁,长着一张瘦长的脸,眼小但有神,背有点驼,身材矮小不会超过160厘米,又黑又瘦,给人的感觉有50多岁了。

人虽瘦小但中气很足,每次开社员大会,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唱“独角戏,一唱就是好几十分钟,就象吃了东北老山参,中气足,声音也特别的大,屋外地坝坐的人都听得很清楚。

有时临时安排活路懒得走路,他就会在地势高的地方大声喊人,声音会传很远,他的吼声经常在他控制着的“小小王国上空传播,显示着他的表面上的绝对权威。

由于工作忙,人也长得“崴了点,所以找老婆就比较困难,30多岁才找了一个跟他一样的小个子,我们叫做“小种鸡的女人,人矮,脸巴也长得不安逸。

他结婚得较晚,当年我在队上时,他大的小孩还不满十岁。

他老婆是后山的人,常年不出工,不多言不多语,从没看见她和别人在一起吹牛摆家常。

在家里给队上喂养着一头大水牛,长得又肥又壮,牛喂得又好又下细,每次全队喂牛户评分时,都是她得第一,工分最高;另外还在家种自留地,做饭、做家务,还要照看两个幼小的孩子,很是吃得苦。

我们在农村生活了两三年,一首跟队长的关系比较好,但我们从没听他说起过自己的来龙去脉。

听老社员讲,队长不是本地土身土长的人,只晓得他老家是在很穷的大山里,解放前家里很穷,十多岁就开始在外西处给人打工求生活了,解放前几年就流落在这个地方,给这里朱姓大地主做长工。

土改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他就成了土改积极分子。

贫雇农的身份也是工作组坚强的依靠,由于工作积极上进,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敢说敢干,有进步之心,而后很快他就入了党,从互助组组长、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长,他都是这个地方的头面人物,几十年来成了“不倒翁。

这跟队上的具体情况有关生产队二、三十户人家,富农出身和中农成份的社员占了小半,而他也是生产队两名党员之一,另外一名党员则是他几十年来唯一发展的一个党员,还是个女的,是队里的妇女队长。

真是缺了红萝卜还成不了席了,离了他别人还真不行。

不过他也是个称职的队长,每天出工最早的是他,在上工前,他经常要到队里的田地里到处转转,看看地里的庄稼长得好不好,那里需要施肥,那里需要锄草,那里需要打农荮,田里的水干没得,那里田坎垮了要修,他一年到头大多数时候总是这样忙着。

他也是队里正义的化身,嫉恶如仇,看不得那个做活路偷懒,平时那个组跟他一起做活路,没人敢偷懒。

他也看不得哪个占队里的便宜,比如队里社员交肥料要评等级,有的人平时在队里又歪又恶又占强,交肥料时在粪坑里冲很多水,肥料差又想评好的等级,有的队委和社员不敢说,怕得罪人。

遇到这种情况,也只有队长敢实事求事的说;“啥子哟!

你娃冲恁个多水在里面,评三等,都还差点!

特别是在评工时,怕给别人评高了,怕自己被别人评低了,除了大家公认的队里最能干的全劳力评10分外,其它大家都不开腔,基本上又是队长唱“独角戏了记分员念到谁的名字,下面答应一声,然后队长就说某人这个月表现如何,大家天天看到起的哈,给他评一下好孬嘛!

没人开腔,大家都知道给别人评低了遭人恨,评高了自己心里又不舒服,而队长也不会依教,干脆不开腔装哑巴。

最后还是队长说了算。

当然评得恰到好处的,队长还是会默认的。

特别是评到我们几个知青时,更没有人说话了,大家好一阵沉默。

最后还是队长说给他们评个9.5分嘛!

人家这段时间栽秧子也很辛苦噻,鼓励一下嘛!

社员们虽心里不愿意但还是附合着说要得嘛!

其实我们自己也知道有点评高了。

队长能充分理解党的政策,关心知青的成长,这是其他社员所不能做到的,这就是觉悟。

少数恨他的社员在背后骂他背时的哟,啷个不死嘛!

你死了我才出得到头嘛!

但大多数社员还是说他能带头做活路,能执行好党的政策,能压得住邪,办事算公道,是一个好队长,是队上的领头人。

在生产队里,队长黄泽林是唯一的外来户,除他外,其余二、三十户都以陈姓为主,全都沾亲带戚,姑婆、老表、舅子、外孙、侄儿、姨妈,东拉西扯的,搞不伸展。

而恰恰这个“外来户在队里当权几十年,很有点丢陈姓人的脸面,在队里说得起话的几个陈姓老辈子总想把他搞下来,经常拿到一点队长的小过错去大队、公社告状。

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人家上面理都不理。

队长虽说没啥文化,但也做了几十年基层干部,也是大队支部的支委,其它人要想当队长,必须是党员。

队长的办法就是不发展你这些人入党,你就没机会夺权!

几十年来为了应付上面,他也发展了一个听话的女党员。

这个女党员也是从大山外村嫁到一户非常老实忠厚的陈姓老贫农家的。

这是一家农村典型的老夫少妻家庭,男的叫陈万朴,当年有50来岁了;女的叫刘淑芳,当年才三十七、八岁。

老陈前妻是灾荒年死的,(说得好听点是得病死了的),有个女儿当时己有20来岁了,人长得也还可以,早到了嫁人的年纪了,但还嫁不出家门,有点挑肥拣瘦的意思,媒人来说了多次,还是没有说到满意的婆家。

还有一个原因,是老陈长年病恹恹的,和刘溆芳结婚后又生有一子,家里缺劳力,女儿嫁出去后这个家庭就更加恼火。

晚嫁总比早嫁好,刘淑芳一首也压着这事。

至于刘淑芳过去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入的党,我落户三年也没有听任何人说起过。

刘淑芳给人感觉就是一个很平常的农村妇女,没文化,又不会说,是非观念也不强,平时少言少语,对队长而言,这只是一个没竞争力、没威胁、没上进心的对手而己。

但黄队长再聪明能干,也只是单枪匹马,只能担当一个角色,而队里的其它重要角色,像管钱的出纳,管帐的会计,管实物的保管,还有记分员,这些都是在队里有份量的角色,全都被陈姓以及他们的亲戚占领了,每年队里收支如何、年终分配如何,他队长只知道个皮毛,具体的情况还是会计说了算,仓屋里有多少谷子、全年收多少粮食,还是保管说了作数,队长拿他们却没有办法。

记得有一天,队长在我们这里宵夜吃酒,他满腹心事的对我们几个说道“老王、老张,我这个队长表面看起风光,经常到公社、大队或区上开会,其实就只是个传话茼,上面说回来怎样干,我就怎样干,在队里遇到具体问题,还要和他们几个商量,有时就搞不赢人家几个。

要不是我小心谨慎,勤勤恳恳的干工作,早就遭那几个龟儿子弄下来罗!

前几年就有社员反映说,保管、会计等几个龟儿子合伙私分稂食,大队派人来调查,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不了了之。

我黄泽林还给他们背了好久的黑锅,社员说我和他们是一伙的,分了‘冤枉粮’,所以查不出来。

他们几个背到起又鼓动少数几个平时对我不满的社员,到公社告状,害得我左右不是人。

我一个人和他们斗,真的是很累、很无奈。

我听出了队长话里有话,连忙安慰他说“队长,我们几个知青跟你一样都是外来户,无依无靠,以后只有靠你队长支持了噻。

你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只要你队长开腔,好歹我们也有一些文化,他会计、保管这些名堂,一看就懂,麻不倒我们。

要不到好久,就要把他几爷子的把戏弄翻。

你相信我们几个嘛!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喝酒喝得很是痛快。

平时,一些社员因劳动强度大,为了缓解疲劳都爱喝点酒,但限于当时队上二毛多钱一天的情况,大多数社员都喝不起酒,条件好的就自己做米酒喝,一些社员也请我们喝过米酒,这种米酒喝起感觉有点酸甜带点苦味,喝多了也还有点醉人。

队长平时也没钱买酒,那天喝的是我们在区上酒厂打的正宗的包谷酒,又香又醇,好喝得很,最后队长喝爬下了,回不了家,就在我们厨房的草堆上睡了一夜。

我们到生产队不久,也发现有几户社员,比如保管陈代舟、副队长张文茹、会计杨道德、出纳陈万林,以及会计的老爸、副业队长杨忠贵这几户人家的生活水平明显要比一般社员高很多,一般社员连菜稀饭都吃不饱,他们这些人家里却经常能吃干饭和嗄嘎,但平时他们的收入和其它收入较好的社员家庭也差不多,大家都说不出所以然,我们也感觉有些奇怪他们几个肯定有些名堂在里面!

我们几个也就慢慢的相信队长和社员说的他们几个私分粮食的事是真的了,只是没有证据而己。

从此,我们就悄悄的观察保管陈代舟等人平时的动向,希望从中找到证据,给队长撑腰、出气。

自从我们几个知青和队长关系越来越好以后,也给我们在劳动和生活上带来很多方便。

在农村落户的几年里,我们种自留地所需的肥料,想在哪家粪坑挑就去哪家挑,用后只要给对方写张字据,对方凭字据,年终在队上算钱就行了;队里种的菜,我们也可以经常去摘来吃;没有粮食吃的时候,还可以在队长那里批个条子暂借。

虽然有些社员也在背后咕咙,但这是对知青的特殊政策。

黄队长在社员大会上经常讲,要大家理解、执行好党的政策,人家知青小小年纪就到农村来生活,很不容易,照顾好知青的生活是我们全体社员的责任,大家不要小肚鸡肠,一门心思歪起想!

队长对我们好,我们也知道报答他,只要是队长有事喊我们几个,大家硬是跑得快得很。

一个初秋的早上,天刚亮没多久,大约也就六点多钟,队长的大嗓门就在地坝响起“老王、老张,你们几个快点起来哟,队上出事情了!

我们起身赶快打开房门,队长进屋后还没坐下就说开了早上我去看田里的庄稼,准备过几天就开始安排收割了,走到和2队靠近的那坡田时,发现田里的谷子被人割了,好大一片哟!

我看最少有一、二百斤,我顺到脚印一首走到刘高林家,在外面墙边发现有十几颗和田里谷子一样的谷子。

我怕自己一个人搞不嬴他们,就悄悄回来喊你们几个!

我们听后饭都没做,就跟队长出发了。

刘高林的家离这里就三里多地,不多时就到了。

刘家正在做早饭,我们也没打招呼,对首就往里面走,刘高林见状急忙上前问“你们有啥子事,跟我说嘛!

“你娃各人站到边边去,等找到证据有你娃好看的!

我们几个就分头在刘家屋内各处仔细查看。

但到处都找遍了,也没见到谷子。

我们几个人在门口正商量怎么办时,就听队长喊到快点来看!

我们顺着声音来到厨房,队长指着地上掉落的一些谷子说“看嘛!

跟队上田里的谷子干湿、成色都是一样的,他们肯定把谷子转起走了,这些落在地上的谷子就是证据。

我们一看,二话不说,走到堂屋把刘高林拉到厨房,指着地上的谷子说“看你娃啷个说,你偷我们队上的谷子,这就是证据。

走,跟我们到队上去交待问题!

边说边连拉带推的就把刘高林弄出了门,而刘高林边走边喊冤说“我没偷谷子哟!

地上的谷子不晓得是哪来的哟!

队长在前边说“哼!

不是你是那个?

你还装猪识象的。

走!

到田里去比脚板印。

说着说着一行人就来到被偷了谷子的田边。

这是要准备收割的时节,田里的水己放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浅浅的一点水,田里有很多乱七糟八的脚印。

我们吼他赶快下去比脚板印,他哭丧着一张脸,无可奈何的脱掉鞋,卷起裤腿下到田里。

刚把脚板放在水田里的脚印里,我们几个手中拿着的从腰上解下的皮代,就劈头盖脸的打下去,打得他不断叫喊告饶,队长在一边还火上浇油的说“嗯,偷儿贼,打!

不打好人,专打坏人,不打你你不长记性!

打完后,我们让他赤着脚,提着鞋,一身泥巴的拉着他来到副队长张文茹家的堂屋里。

队长叫张文茹找来纸、笔,让他写事情的经过。

这时来了一些社员在门外看热闹,开始他不肯写,队长就威胁他说你不写就走不脱路!

在这个地方我有的是时间和你磨,到下午再不写,就把你送到公社去!

在我们的皮带的威胁下,他很不情愿的写下了认罪书。

然后队长就叫他回家等候处理,他要到大队支部去汇报了再说下文。

事情办完后,队长笑眯眯的对我们说“你们赶快回家做饭吃吧,今天就不用上工了,你们几个也累了半天,该休息一下了!

刘高林何许人也?

知情的社员给我们讲,他在这一带也算个文化人,读过初中,在大队任过会计,因个性好强,和支书搞不拢,遭罢了官,后来在“文革运动中起来后,当上了大队革委会主任,给队长黄泽林穿了不少小鞋。

若不是因为生产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老黄早就遭整下“课了。

自此,两人就接下了“叶子。

拨乱反正以后,刘高林下了课,老黄才又有了出头日子。

事情过了许久也没了动静,我们心想可能队长在大队支部没得到支持,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吧?

没想到在一个初冬的下午,队长来给我们说,今天晚上到2队去捉拿刘高林,弄到队上来开他的批斗会!

吃过晚饭后,我们几个就拿着电筒,打着火把,顺着田坎,高一脚低一脚的好不容易来到他家,没找到人,他老婆用颤抖的声音说,刘高林去开社员大会去了。

我们又来到会场,大队支书、也是二队队长的李金山在主持会议。

我们对首走到会埸里喊道刘高林出来!

跟我们走!

他一看是我们几个,晓得没得好下埸,吓得蹲在地上哭丧着脸说道我不去呀!

我不去呀!

我们正准备去拉他,李支书走过来,把我们叫到门外说“啥子事嘛?

“队长叫我们来捉他去批斗!

“是不是偷你们队上粮食的事?

“对头!

“好多谷子嘛?

“承认赔干谷子100斤。

“这样行不行,你们先回去,赔谷子的事包在我身上,决算以后我通知你们队长叫人来担,行不?

我们见支书发话了,也不好再说啥子,就转身回走了。

回到队上,队长在开社员大会,正等到捉拿刘高林到队上准备狠狠的修理他一顿,见没捉到人,一脸的失望。

我们把李支书的意思跟他说了,他也只有无奈的点点头说要得嘛!

后来究竟刘高林真的赔了谷子没有,我们也没听队长再说起过。

我想依队长的德性,他应是要他赔的。

我在农村落户的1000多个日子里,得到了队长很多的关心和照顾,到现在使我想起来还感到有些遗憾的事,就是我调走的时候,没有见到队长,更没有和他说些知心话。

当时我拿到回城通知书时,队长正在离队上三十多里地的区上开三级干部会,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因下户口要队长盖章,当时他家大人都没在,我叫他大女儿去找私章,她在家东翻西找还硬是给找着了。

我盖章后,便急忙去公社下了户口,因回城报到的时间紧,几天之后就告别生产队,坐船回重庆了。

37年后的一天,我又回到了这个在心里经常念想的地方。

黄队长早己作古了,我想他应该是累死的。

听社员讲,他的小儿子早些年害大病,无钱医治,在家拖久了,去了,女儿长大后己外嫁他乡。

自从她妈过世后,也就再没回来过。

我到队上我们曾经照看过的山林边的坟上,只见这里一堆黄土,上面长满了荒草,看样子也好久没人来祭拜过了。

我坐在坟边的草丛中就想人呀,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贵,不管你怎么去斗、去争,到头来,死时才知万事空!

还是像人们说的,命中只有八角米,走遍天涯不满升!

一堆黄土就是你我永远的归宿。

好好活着吧,别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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